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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光炯文学博客

原创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上卷 · 第五章  

2017-01-03 22:23:54|  分类: 大波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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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这时候的成都,已渐渐的不安定起来。

  所谓不安定,并不是市面上怎样的惊惶,怎样的无秩序。你从表面看去,是看不出一点与平日有什么不同的现象。全城的公馆住户,还不是那样开着大门,寂寂静静,看门老头子很萧然的躺坐在他们的高脚椅上?倘然门是大开着,轿厅上全摆着轿子,门口簇拥着轿夫,则你直觉的就明白其中必有什么欢乐的宴会了。商店哩,依然天明就开张了,伙计先生们还不是那样不言不语的,石像般坐在柜台里,或是手上做着什么,或是呆相着街上行人,还不是那样面目和善,态度雍容,十足表现出安分守己的样子?全城作手工业的,还不是那样从天色刚明,一碗早茶之后,就两手不停的一直作到打二更,除了吃饭、喝茶、抽烟、大小便外,向不休息,向不十分说话的?所以一般工作愈久,岁数愈大的人们,不但脑经逐渐变了僵石,就是说话的机器也逐渐迟钝,有时运用起来,好像经年不启的铁门似的,生了锈了,开阖之间,好生不方便,并且文法也简单,字汇又少,句与句之间,总不免留出很大的间隙,这不得已只好拿性骂来补充,用动作来补充。这般人更其安静,就是工余自劳,也只靠着杂货铺或小酒店的柜台,要几个钱的烧酒,或是一块盐水豆腐干,或是一堆炒胡豆,悄悄密密喝到脸红,便躺上床去,伸脚一觉,管你世界上出了什么,老是那样不闻不问的。在各条街上叫卖的小贩们,则各有各的铿锵声韵,尤其是卖鲜花的,因为要庭院深深里的人们都听得见的原故,他不能不要引吭高歌,那婉转的声音,是我们重形字描写不出的,这般小贩们,也和平时一样,不但来往的时间没有很大差错,就是声音里面你也丝毫听不出什么不安的调子来。穿制服的警察,依然极有精神极整齐的站在岗位上,手上仍只那一根木棍。官人们,半绅半官的人们,也依然意气扬扬的摆着狗烤火的式子,坐在三人抬,或五人抽换着抬的拱竿大轿中,任凭腰硬腿软的精壮轿夫们,赤脚打在石板上,又细碎,又整齐的飞跑过去,飞跑过来。学生们也安安静静的;依然穿着蓝洋布长衫,墨青布长袖马褂,戴着平顶硬边草帽,登着绒靴,昂昂藏藏的在人丛中走,从他们的脸上,也看不出有什么令其关心的样子。各处大小酒馆,大至如一品香,小至如锦江桥的广兴隆,还不是那样食客满堂,只听见猜拳赌酒,以及堂倌们报来算帐的声音。并且除了国忌外,可园的川戏,大观园的陕戏,悦来茶园的京戏,以及一年以来新兴的十几家因陋就简的灯影戏园,傀儡戏园,以及几家茶铺里特设的成都所独有的洋琴清唱,还不是那样从午至夜的丝管沸天,做弄出锦城的繁华来。

从表面上看,岂不逐处都还是太平景象,逐处都还是二百五十余年以来,从未听过兵器声的太平景象吗?但是你们只须走进茶铺去,便立刻感觉到人们的内心,实在不似平日,实在已渐渐动摇,近之颇有点庚子年闹八国联军,辛丑年闹红灯教时的光景。然而也大有不同处。在庚子年时,成都留心时务的人,除了在院门口买木印的《京报》,看一些残缺不具的上谕与奏疏外,便只有从私人的信函中得一点街谈巷议的消息。并且北京与成都相距如此的远,事情的变动,不能直接影响于一般人的生活,所以关怀国事的,只是一小部份人,即这一小部份人,也只具着一种隔岸观火的心理,在那里议论那拉氏之愚,而甚快其着外国人的鞭挞。自丁未年以后,便大大不同了,成都已有了石印的日报,不过难得有一种继续出上三个月的,其原因自由其篇幅太小,内容太贫乏,不但抓不到定阅的人,就送给人,也没有人看。后来邮政开办了,上海的报纸,不到两个月就可寄达成都,学堂是得风气之先的,便有一些学堂,设起阅报室来。其时顶风行的是《神州日报》,是由《民吁》《民呼》化身而来的《民立报》。于是有一小部份的人,对于国家大事,社会琐闻,渐渐生了兴趣,也渐渐懂得了些办报的方法,以及采访新闻的手段。所以到辛亥这一年,《成都日报》用铅字印,而居然长久出版的,竟有了几家。一是官办的官报书局出版的《成都日报》,著重的是上谕,辕门抄,也有一点无关紧要的社会消息。一是商会出钱办的《商会公报》,每天都有一篇恭颂宪政,或是无关大计的论文,商场新闻并不很多,但是有了各县的每条不过二十字的通信。而较有生气,常常有着抨击政府的论文的,只有私人集赀办的《西顾报》,以及铁路事起,应运而生,极富讽刺性的《启智画报》。就大体上说,那时报上的记事,虽不免太幼稚点,但是有些地方也受了《民立报》的影响,颇能夹叙夹论,无形中给人一些煽动。一自四月下旬以后,铁路问题发生,绅士们首先发了言,报纸上也跟着说了些向不敢说的硬话。更因为在辛亥春天花会,——即是以往南门外青羊宫的神会农会,周孝怀任警察总办时,提倡改办的劝业会,后来因年年卖花的占了主要部份,而春天又是百花盛开之际,游人中爱花的居多数,大家遂不知不觉改称了花会。——出了一件小事,到此,更给办报的人增了不少胆气。事的原委,是因为那时巡警道道台周肇祥,本是一个因案罣误,开去道职的胡涂蛋。不知以何姻缘,竟得了前任四川总督赵尔巽的宠爱,把他调到四川,奏保开复。及至前任巡警道贺纶揆升任去后,便补了这个缺。大概他太得意了一点罢,一般绅士对他都不甚满意,但又把他没计奈何。恰逢这年二月那天,是清朝一个什么皇帝的忌辰,他忘记了,竟在花会下的聚丰园大请其客,着一个报馆晓得了,遂借这机会,痛痛快快批评他一顿。以一个虮虱般的报纸,而攻击到巡警道,这在周肇祥看来,真无异于谋反叛逆了;幸而是预备立宪时代,又是废止刑询的运动时代,才开恩舍了抓人,仅仅把报馆封了。偏偏这个办报的人,又是一个不怕事的,所谓劣绅,便在聚丰园将他亲笔点菜的单子,查了出来,印成一张传单。到处一分送,证明所报不虚。谘议局一些议员,借此就大肆指摘官场的腐败专制,行文总督,要他澈查奏参,治以大不敬之罪。赵尔巽当然置诸不理,周肇祥不但不理,并逢人便骂谘议局议员“一般狗王八蛋的东西,仗谁给他们撑腰子,敢这们侮慢我?好罢!总有一天,他们的脑袋子要着我砍掉的!”不幸赵尔巽调授东三省总督,升授四川边务大臣赵尔丰为四川总督,在赵尔丰莅任以前,着四川藩司新任四川边务大臣王人文暂行护理。于是谘议局趁这档口,又旧事重提。王人文久已不满周肇祥的恃宠专横,便老老实实行文署理藩司尹良澈查。于是周肇祥也胆怯了,赶快请与四川绅士们向有来往的署理提法使司——即以前的陈臬——周孝怀出来,向谘议局议长蒲殿俊,副议长罗伦、萧湘等说好话,甘愿请客赔礼,只求不要打破他的饭碗,除脱他的前程。可是蒲、张等不答应,非叫他滚蛋不可。到这时,形势更不妙了,他只好自请开缺,借着调查警政,一趟子仍跑往东三省去投靠他的爱主赵尔巽去了。

周肇祥一失败,办报的方晓得自己原来有这么大的力量,自然对于向不满意的专横麻木的官场,不客气的加以指摘,披露他们可笑的新闻,口口声声提说着这就是立宪时代的言论自由。而看报的,也才渐渐由惊奇报纸的势力,而感生了兴趣,觉得一天费几分钟的时候来浏览一下报纸,倒也轻松,并且同人谈说起来,也有些资料,不致尽是那些话。不过每天要花费二十文小钱去买一份来看,还没有这种习惯。一般留心世事的先生们,便于吃了早饭之后,走到几家设有报纸的大茶铺,如商业场的宜春、同兴两个茶楼,与其前场门正对的第一楼茶楼等处,也只花小钱二十文,既有茶吃,又有报看,并且得朋友聚会之乐,有开怀畅谈之机,这是大茶铺的情形。至于较小较平凡的茶铺,成都城内就很多了,凡是职业上的会合,贸易上的来往,大抵某个茶铺,某个时间,都有一定。除此之外,一般有空闲的人,都喜欢坐茶铺,其原因就在讲新闻听新闻。是时,你们只须一到茶铺里去,无论其为大者小者,你们一定听得见人家对于铁路事件,都在议论了,广播了。

  这时,谘议局大开,各县选送来局的议员们,有一多半是官场所目为不安本分的读书人,是素爱预闻地方公事,使父母官闻之头痛的绅衿们;有一小半是关怀国事,主张缩短预备立宪年限的维新派;也有很小一部份,受过《民报》《国粹学报》的洗礼,又看过《黄书噩梦》等禁书,颇具民族思想,主张排满,而尚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志士。这三种人,第一是读过书,有过科名,为一方的知名之士,确能左右众人的;第二是岁数都在三四十之间,朝气未泯,具有大欲的。谘议局是假立宪所特许的言论机关,与平日只可仰其鼻息的官僚是对抗的,可以放言高论而得社会信托,不受暴力摧残的,有了这个凭藉,所以四川的绅气,便一反以往专门迎合官场,以营私利的行为,而突破了向日号称驯良的藩篱,而大伸特伸起来。

  除谘议局外,而为四川民众思想之中枢的,也是上列所说的三项人。不过凭藉的,并非言论机关,而是当时与官场对抗,与社会绝缘,自以为清高而超越一切的学界。——当时的学堂,虽受提学使司的管辖,但监督与教习却不是职官,而由地方公推,官府聘请,犹之以前的书院办法。而监督与教习,也确乎有点以前山长的风度,能够自重,而与官场以敌体来往。就在小学堂,也如此。所以当时社会,对于学堂中的先生们,也还具有对于山长的尊师重道的隆重态度。——诚然办学的人们中,未尝没有楚子材他们的监督土端公那种趋炎附势,寡廉鲜耻,不知办学为何事的浑蛋,到底大多数都是极不满意现状,“蒿目时艰,奋发有为,”而又受了张之洞的影响,主张缓进,主张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,主张效法日本,不必效法法兰西的有知识的中年人。

  这三种人既暂时结为了一体,而隐然与官场相抗,在言论与思想上,它的力量便甚大了,在省会地方,竟自可以左右人众。不过他们自己还不甚明白,而官场中之有见解,有头脑的,却很明白了,并预感到时代潮流之不可抵抗,也想到自己前途的安危,也观察出清政之日趋末途,便想联合上列的三种人,从这乱流中间,调停出一条中和的道路:政治可以改良,俊杰可以登进,社会可以得其平,而绝不蹈入代谢之际的危险。

  总而言之,这般改革派是取的温和步骤,造反革命等要流血的激烈手段,不但不敢,就是偶一想反,也大不以为然的。不过这种人都没有实现其主张的力量。

  那时,也有走极端的很激烈的革命党,他们说:“中国事情,要是还在满洲人的手上,那是绝对没有真正弄好的可能。你们看,清廷的施设,那一件不是假的,不是欺骗汉人,而只求有益于他们亲贵的?奕劻、那桐只知弄钱的老贼,至今踞住中枢,不说了,并且还借维新为名,把以前满汉平分的政府,一律改用了一般载字辈溥字辈一事不知的青年浑蛋,十一部中,仅仅三部是汉大臣。而所行所为,又只知道弄钱,唱京调,亲热外国人。至于一般疆吏,更不必说了,有几个不是虐民以逞的酷吏?不是贪保禄位,阻碍新政的浑虫?宪法哩,是钦定的,并且还要预备七年;自治哩,是官办的,并且还要开所讲习。却不知瓜分之祸,已迫眉睫,列强环伺,谁不是视眈眈而欲逐逐?我们要救亡图存,只有一途:就是革命!革清廷的命!只要把清廷推翻,我们就立刻得救了!富强了!”

  不过革命党总还占不着势力。因为社会秩序未乱,生活方式未变,大家本是有路可走的,谁甘愿把自己所有的毫不顾惜,打个稀烂,另造一个新的呢?不过对于革命党人表同情的,比以前渐渐多了;便是民族观念,也渐渐普遍,无论如何,满洲亲贵是不该久踞要津,而残虐汉人,只知寻乐卖国的。因此,铁路回收国有之议一兴,纵就没有查帐之说,而一般知识份子,便已朦胧的被怂动了:“一定的国有其名,而出卖其实……日暮途穷的满洲亲贵同汉奸们,那能做出啥子好事,就是好事,也给他们弄坏了!”所以,一经湖南谘议局电询,便勃然而兴,联合起来:议员,学绅,在籍的京官,铁路公司的关系人,都仗着绅气正旺,姑且起来争一争。却好,又值赵尔丰尚未由打箭炉动身,正是王人文护理时节,王人文虽是贵州省籍,然而生于四川,是四川米粮喂大的,也可以说是四川人,平时既与四川绅士接近,而性情又根本忠厚平易,思想也比较维新。于是经人一吹,便凭着有出奏之权,认为清廷这种办法,来得太专,既蔑视有关系的封疆大臣,又蔑视预备立宪时代的人民,便一面反对盛宣怀的政策,一面驳复盛宣怀、端方所拟的办法,一面就放任绅士去干,并代为出奏。绅士们的气势就百倍了,都相信只要官绅能够合作,大家绝无危险,而清廷定有所顾忌,纵不根本取消国有,多少总可以让点步。在董事想来:至少可以不说查帐的话了。

  思想的中枢既已如此动作起来,一般的视听,当然要不安了,何况更有报纸的鼓吹。所以不到一个半月,第一,成都各茶铺中,便已把铁路事件,做成了重要谈资;第二,各县路款股东纷纷进省之后,把成都的情形与报纸,各各写寄回县中,而各县的士绅又大抵视成都士绅为转移,于是也动作起来。据老年人说,就是从前闹李短褡褡、蓝大顺时,也无如此普遍的骚动,闹红灯教与余蛮子时,更无论已,那时世道只管不好,人心却是安定的。因此,有经验的老年人便断定了四川一定要大乱,但是如何的乱法,乱到怎么样子,却说不出,想来总是杀人如麻而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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